参考性意见引发大疯狂 中国第一足校缘何会倒掉
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12月23日12:21 足球-劲体育
1995——
“I服了YOU！”“你妈贵姓？”1995年，一部名叫《大话西游》的港片将中国电影江湖带入无厘头时代。这一年，留给记忆的还有“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得到什么”的阿甘，以及诸如《真实的谎言》和《红番区》等一系列的大片，当然还有弥漫在年轻人中间的日本漫画和IBM新鲜出炉的PC游戏机。
在这一年，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7733亿元 ，比1994年增长10.2%。而在体育方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实施。在全年国内外重大比赛中，我国运动员在18个项目中获得了102个世界冠军；年方26岁的范志毅从爱耸肩走路的愣头青成为一个海派城市的城市英雄……
在这一年，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第一批网络投机分子开始形成；房地产飞速发展，包工头成为年度时尚职业。
华人偶像邓丽君因气喘病发猝逝泰国清迈，神户大地震，……这一年，留给记忆的还有黑色和泪水。
我们本来不赞成这种形式
“1992年当时王俊生和孙宝荣带队出国考察，我记得王俊生他们去的是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孙宝荣他们去的意大利和一些南欧的国家，参加考察的还有14个足球计划单列市的足协领导。在当时的考察过程里，他们发现足球学校的这种形式不错，但当时也没有把这种形式作为青少年发展模式确定下来。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包括业余俱乐部、青少年训练营什么的，当时足校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拿出来供大家讨论的。”朱和元说。
当时的讨论足协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大家争论得很激烈。以朱和元、郎效农等人为首的中层干部几乎都不同意以足校的这种形式取代原来的业余体校。朱和元说：“原来的体校最大的缺陷就是过早地对球员进行三集中，也不利于球员与社会的接触，对球员的全面成长是没有好处的。但当时这种足校的模式，实际上是以一种更早更极端化的三集中代替了体校的三集中。当时我们都认为这种模式还值得探讨，即使要搞也是要在小范围搞，不应该作为一种全国通用的青少年发展模式。”
即使在后来商讨成立秦皇岛中国足球学校的时候，朱和元等人也持保留意见，他说：“当时我们这批人对于过早地把小球员集中到中国足校这种形式里并不赞成。秦皇岛中国足校成立之初中国足协的想法是在那里以先搞女足为主，男足不着急上马。但后来的形势有点超乎我们的想象，很快各地的足校都冒出来了，男足的招生形势很好，那个时候不搞男足已经只能是嘴上说说了，很快中国足校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各个年龄段的男足学生了。”
对于足校在最初发展时期的作用，朱和元还是表示认可的。他说：“其实在90年代初，我们的青少年足球发展已经存在了很大的问题，要不然1992年的时候也不会想到组建一支健力宝队出国留学。在足校最初的几年发展里，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当时我们的地方足协还不健全，发展地方的青少年足球没人去落实。足校在当时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空白。在1995、1996年足校蓬勃发展的时候，大家觉得足校还是可以的。我这里面有一个数据，1993年我参加健力宝的选秀时，那批队员是从全国22支球队里先的，当时也有五六百人吧。到1997年，当时参加全国青年联赛的球队就达到了70多支，短短几年里，足校对青少年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帮助。”
就在那段足校大发展的时期，朱和元仍然在尝试去寻找另外一条道路。1997年前后，当时也负责业余足球发展的朱和元找了上海、成都、沈阳、北京等几个建立较早的地方足协秘书长，大家开始在一起筹划各个城市的业余联赛。当时朱和元还特意提出来要在各个城市举办一些专门由大企业和外资企业参加的业余高水平联赛。
1997年记者刚刚进入《球报》工作，那时候报社也有一支业余球队，经常与一些业余的高水平球队交手，让记者印象比较深是“邦迪地板”和“新世界酒店”。两支球队当时分别拿过沈阳市业余联赛的冠军，球队的水平很高，很多沈阳队和辽宁队退役下来的球员都在里面踢球，还有一些是从青年队退下来的年轻球员。
上海那两年的外企足球也搞得很大，2001年中国国家队在上海训练时的场地是一个不错的私家足球场，那块场地就是属于一家外企球队的。
业余联赛给无法踢上职业联赛的小球员提供一个再就业的机会，朱和元说：“我当时之所以想把那些大企业和外资企业动员起来就是这个想法，他们不缺钱，如果为了打好业余联赛，他们可以吸引一大批不能踢上职业足球的队员。这对队员们来讲也是一个出路啊！我当时就想，业余俱乐部、足校是一块，企业再是一块，这样发展能更均衡。当时成都是全国搞得最好的地方，当地的业余联赛特别红火。”
但是朱和元的业余联赛创意没有坚持多久。两年之后，各地的业余联赛开始渐渐衰落。他说：“一方面是各地方足协的事务性工作太多，很多时候他们要兼顾城运会、全运会，他们的人员和精力都有限。而有的地方则是因为经费的问题，毕竟组织业余联赛每年的花销也不小。更多的可能还是我们的视角问题，总是盯着一线和职业队。我去荷兰考察过，他们全国才1500万人，和上海市差不多，但他们足球的普及程度要远远超过我们。”
对于足校后来出现的问题，朱和元也有关注，他说：“其实在1997、1998年前后，中国足协已经意识到了足校发展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当时制订了一个足校的暂行管理办法。但后来的问题是地方足协的功能还没有健全，很多管理没有落到实处，导致后来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
1998年之后，朱和元不再分管青少年的工作。他先是到足协的纪律委员会出任秘书长，后又在2001年出任国管部的主任至今。谈起不同的工作岗位，他说：“有时候我觉得，青少年足球工作的连续性更强，更需要有人长年在搞。”(朱和元 中国足协男足国家队领队)
中国第一足校的倒掉
清楚地记得当年虎星足校成立的情景：“当时是1994年的1月份，职业化联赛还没有开始呢。其实之前从一线队退下来的几年里我就一直有个想法，想发展一下青少年的足球。当时沈阳市内的业余体校已经开始萎缩，很多业体校把足球项目砍了。学校因为教育改革也开始抓教育质量，很多在校学生不让去体校踢球了。而当时一些孩子又很想学踢球，出现了踢球无门的情况，当时我和国外有一些交流，也了解到了足球学校这种模式，就起了办足校的念头。”
因为是第一所足校，在政策方面赵树元都是摸索着来的：“最初以为在足协注册一下就完了，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是在办学，还要得到教委的批准，得有办学许可。那时没有任何经验，大家都没听说过足校，新鲜啊！”
在虎星足校刚刚创立的时候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艰苦，因为没有校舍赵树元的足校也几次搬家：“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于洪区的体校，当时他们的体校招不上来学生，场地在闲置。后来我们又去了苏家屯的体校，再后来就是和平区的体校，我们还和他们共建了一块场地。后期曾经想在东陵买块地，但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搞成。”
因为是第一家足校，也因为赵树元在足球圈里的深厚人脉，虎星足校在最初的时候收费并不高。1994年的第一批学生每个月才收200元，但到了1996年学校火了之后每个学生每个月就涨到了800元。赵树元说：“刚办学校的那个时候，很多钱都省下来了。当时50多个队员有一个教练带就行，后来足校一多，足协出了个规定要单独组队，20多个队员就得一个教练员。一开始冬训的费用也不高，我们当时去南方经常是找个老朋友的场地就练起来了，我还记得那时候伙食费每个人每天是6块钱，住宿就要两三块钱一个人，两个月下来也就花不到1000块钱。但后来就不行了，足校全起来了，低价冬训的事情再也没有了。”
当初办足校时，赵树元曾设想过低收费培养出孩子来卖给职业俱乐部赚钱这条路。但现实中他发现此路不通。“我们的俱乐部不正规啊，最初我们给辽足打预备队、青年队比赛。后来一支队卖给辽足了，当时说好是100万，但最后钱没见到，最后就给顶了一台车。其实在足校的这个圈子里，通过卖球员收回钱来的真是太少了。到了后期，想进俱乐部的梯队和一线队家长都得投入啊！”
但是足校的孩子眼瞅着一拨拨长起来了，为了解决学生的出路，2002年赵树元走了一步险棋，也正是这步棋几乎直接导致了虎星足校的解体。从2002年开始，赵树元成立虎星俱乐部开始参加乙级联赛。他回忆道：“2002年时是打分区赛，一年有个几十万就够了，后来搞起了主客场，我们就吃不住劲了。2004年一年，仅在乙级俱乐部上的投入就是310万，入不敷出啊。”按照足校30%的利润率来算，高峰期的虎星足校学生也不过300人左右，全年收入不到200万，养一支投入300多万的乙级俱乐部，确实是小马拉大车。
在最艰苦的2004年，赵树元还设想开辟一条新路。这一年年初，经过中间人的牵线，虎星俱乐部与斯托港俱乐部合作。在年初斯托克港队甚至给虎星派来了一名外教，虎星足校学员前往英国训练的事情也搞得热火朝天，一些家长甚至将留学的钱都准备好了。而斯托克港方面在2004年7月20日签署协议，同意每年赞助虎星350万元。但就在合同草签一个多月之后，斯托克港却更换了老板，他们与虎星之间的合作被就此搁浅。这几乎是致命一击，到了年底虽然还有几十名学生，但学校已经坚持不下去了。赵树元在坚持完这一年后，终于解散学校，2005年开始，虎星再没有到辽宁足协去注册。
对于足校的解散，赵树元并不认为完全是英方的责任，“2002年足校最红火时我就已经认识到足校这种形式可能搞不长。”赵树元说，“当时教育体制已经开始改革，升学率不再是学校追求的主要目标，而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加强体育上的投入。而那几年足校学生的投入和最后的产出太不成正比，再加上那么多的负面报道，足校的招生是越来越难。其实后来就是没有乙级联赛、没有与英方的合作，虎星足校可能也不会太好，我估计也就是几十个学生维持吧。”
在结束了足校后的一年时间里，赵树元一直在家里闭门静思，他说自己足校的结束并不是自己的退休，接下来他将思考未来青少年的出路：“我觉得将来还是要走业余训练营的道路，小球员还是不能脱离学校，要在业余时间再接受训练。训练营应该由俱乐部组织，他们承担教练和一部分费用。而业余教练要负责在基层选材，这样的青少年足球可能才更有生命力。未来我可能会去搞一些业余性质的训练营。”(赵树元 沈阳足球的功勋教练)
